“壮丽”与“重威”：试说阙的政治宣教功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曾磊
《史记·天官书》载：“两河、天阙间为关梁。”所谓“天阙”，张守节《正义》说：“阙丘二星在南河南，天子之双阙，诸侯之两观，亦象魏县书之府。”可见天阙二星的由来与地上的“天子之双阙，诸侯之两观”有关。《水经注·谷水注》说魏明帝在洛阳南宫阊阖门外“夹建巨阙，以应天宿。”[1]是以人工建筑映照天上星宿。
有学者以为，阙是早期道教所追求的仙界的象征符号和人仙两界交通的神学媒介[2]。阙的确是神仙世界的门户。据说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上，“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3]《艺文类聚》卷六二引《神异经》曰：“东北大荒中，有金阙，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阶，西北入两阙中，名天门。”
所谓“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4]阙作为一种礼制建筑，能够昭示天子威仪和帝国气势，阙的政治宣教功用值得研究者注意。
“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也”
刘熙《释名》云：“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阙”又称“象魏”。《左传·庄公二十一年》：“郑伯享王于阙西辟”。杜预注：“阙，象魏也。”孔颖达疏：“其上县法象，其状巍巍然高大谓之象魏。”孔颖达以为“象魏”与“县法象”和“巍巍然”有关。所谓“县法象”的做法源自《周礼》。《周礼·天官·大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郑玄注：“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又引郑司农云：“象魏，阙也。”贾公彦疏：“郑司农云‘象魏，阙也’者，周公谓之象魏，雉门之外，两观阙高魏魏然。”
《文选》卷四引张衡《东京赋》说：“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薛综注：“言所以立两观者，欲表明六典旧章之法。”“旌六典之旧章”，即是以上所说“县法象”之意。象魏所“县”之“法象”，除了《大宰》所说的“治象之法”外，还有《地官•大司徒》的“县教象之法”，《夏官•大司马》的“县政象之法”、《秋官•大司寇》的“县刑象之法”。[5]
汉代每擒杀夷狄之王，常将王首悬于阙下。武帝时郭吉出使匈奴，曾以“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之语恐吓对方[6]。终军曾誓言“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7]苏武警告前来劝降的义律说：“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8]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汉武帝下诏称赞他“获王首虏，珍怪之物毕陈于阙。”[9]汉昭帝时，傅介子斩杀楼兰王，“驰传诣阙，县首北阙下。”[10]有学者指出，未央宫北阙正对横门大街，离蛮夷邸不远。将夷狄王首悬于北阙的目的，除了向天子报功外，更重视其对四夷宾客的警示作用。[11]
崔豹《古今注》卷上说：“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崔豹的解释虽是望文生义，但阙下确实常见人臣“思其所阙”的场景[12]。淮南厉王杀辟阳侯后“驰走阙下，肉袒谢曰：‘……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13]梁孝王刘武曾“伏斧质于阙下谢罪”[14]。汉哀帝宠臣董贤自杀前，“诣阙免冠徒跣谢。”[15]汉宣帝“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盖宽饶上书进谏，惹怒宣帝，盖宽饶只得“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16]酷吏田广明因伐匈奴不利，“自杀阙下”[17]。王莽所封“九虎”将军战斗不利，“九虎”中史熊、王况“诣阙归死，莽使使责死者安在，皆自杀。”[18]
阙是臣子思过的场所。阙的辅助建筑“罘罳”，也有径作“复思”者。《释名·释宫室》说：“罘罳，在门外。罘，复也。罳，思也。臣将入请事，于此复重思之也。”毕沅注：“《水经·谷水注》及《御览》引并作‘复思’”。王莽曾“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目的就是“毋使民复思也。”[19]
阙下又是行刑的场所。《汉书·刘向传》说：“孔子有两观之诛”。颜师古注：“两观，谓阙也。”又引应劭曰：“少正卯奸人之雄，故孔子摄司寇七日，诛之于两观之下。”秦始皇因母亲行为不检，将其幽闭冷宫，并下令“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因进谏而积死阙下者有二十七人。齐人茅焦冒死进谏，秦始皇令使者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邪？”[20]汉代巫蛊之祸后，太子空缺。燕王刘旦求入长安宿卫，“武帝怒，立斩其使者于北阙。”[21]
由此可见，阙可以视作帝王展示治国方针的宣传窗口。正如《三辅黄图》卷二所说：“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也。”
阙与天子威仪
阙是能够体现天子威仪的礼制建筑。《艺文类聚》卷六二引东汉李尤《阙铭》说：“皇上尊严，万姓载依，国都攸处，建设端闱，表树两观，双阙巍巍”。阙展现了“皇上尊严”，能够使“万姓载依”。《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二年（前350），“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冀阙是由商鞅主持建造的。《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为大良造三年后，“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关于“冀阙”之得名，司马贞《索隐》以为，“冀阙即魏阙也。冀，记也。出列教令，当记于此门阙。”《史记》两次记载“筑冀阙”之事，可见司马迁对此事的重视。秦咸阳城的建造并非一日之功，对于国君来说，国都最重要的建筑自然是宫室，咸阳城的宫殿建筑直至秦始皇时仍在扩建。在宫室未就的情况下，冀阙作为一种礼制建筑能够得以优先建造，也体现出冀阙的特殊地位。
商鞅本人对“筑冀阙”一事也颇为自得。《史记·商君列传》载商君自夸之语：“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商鞅以为自己为秦国创设礼仪秩序，使其脱离“戎翟之教”，治秦功绩可以媲美五羖大夫百里奚。冀阙作为“出列教令”的礼制建筑，正可以强化商鞅对秦国子民的教育。他透露出向当时的文化先进国度鲁国和卫国学习的意愿，“营如鲁卫”的不仅有宫室建筑，还有秦国的社会风气。“大筑冀阙”展现出商鞅对自己教化秦民的骄傲，也体现出秦民族的文化自信。
与商鞅“大筑冀阙”的做法类似，萧何在营造汉长安城时也特别重视对阙的建设。《史记·高祖本纪》载：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类似记载又见《汉书·高帝纪下》。张守节《正义》引《汉书》颜师古注云：“未央殿虽南向，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又说：“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
前殿是国家的基本礼仪建筑，武库与太仓则是维持国都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在“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的形势下，东阙、北阙能与前殿、武库、太仓共同优先建造，也体现出其特殊的象征意义。门阙位于宫室建筑的最前方，是宫室的先导标志，能够彰显帝国的威仪。萧何以“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之语取悦了刘邦，也透露出建设东阙、北阙的用意是以“壮丽”来“重威”。但萧何“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几十年后的汉武帝又在长安城外营造建章宫，树立规模更加壮丽的凤阙、圆阙、别风阙、嶕峣阙等门阙。
《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三辅黄图》卷二亦载，凤阙“高二十五丈”，又引《三辅旧事》说：“又于宫门北起圆阙，高二十五丈，上有铜凤凰”。此外，阊阖门内又“北起别风阙，高五十丈”。又引《庙记》说：“嶕峣阙，在圆阙门内二百步。”凤阙和圆阙“二十五丈”的高度已令人惊叹，而别风阙竟高至“五十丈”。建章宫的凤阙遗址至今尚存，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双凤村，二阙址间距53米，西阙基址保存较好，现高11、底径17米；东阙基址保存较差，现高6、底径5米[22]。
班固《西都赋》说建章宫“设璧门之凤阙，上柧棱而栖金雀。内则别风之嶕峣，眇丽巧而竦擢，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23]《文选》卷二引张衡《西京赋》则说“圆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凤骞翥于甍标，咸溯风甫欲翔。阊阖之内，别风嶕峣。何工巧之瑰玮，交绮豁以疏寮。干云雾而上达，状亭亭以苕苕。”东汉繁钦又作有《建章凤阙赋》专门赞颂凤阙的巍峨，其中说：“筑双凤之崇阙，表大路以遐通。上规圜以穹隆，下矩折而绳直。长楹森以骈停，修桷揭以舒翼。象玄圃之层楼，肖华盖之丽天。当蒸暑之暖赫，步北楹而周旋。鹪鹏振而不及，岂归雁之能翔。抗神凤以甄甍，似虞庭之锵锵，栌六翮以抚跱，俟高风之清凉。华钟金兽，列在南廷；嘉树蓊薆，奇鸟哀鸣。台榭临池，万种千名；周櫩辇道，屈绕纡萦。”东汉洛阳城的朱雀阙同样蔚为壮观。《艺文类聚》卷六二引《汉官典职》曰：“偃师去宫三十五里，望朱雀阙，其上郁朴与天连。”鲁恭王的灵光殿“状如积石之锵锵，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冈连以岭属，朱阙岩岩而双立。高门拟于阊阖，方二轨而并入。”[24]
《水经注·谷水注》引《白虎通》曰：“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作为礼仪建筑，阙的规制也体现出等级制度的森严。《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家驹之语说：“礼，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不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实际情况正如子家驹所言，“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久矣。”
目前所见秦汉规格最高的阙的形制为三出阙。秦始皇陵、汉景帝阳陵的门阙皆采用了三出阙的形制[25]。霍光妻子扩建自己的坟茔，“起三出阙，筑神道”，《汉书·霍光传》以为“侈大”，可能已经逾制。唐长寿先生曾对墓主身份明确的汉墓门阙进行统计，“墓主官位从州刺史到郡太守、郡都尉的人墓上可以立阙。但官秩远不及二千石的县令、长、县功曹甚至庶民，墓上也可立阙, 并且双体阙、重楼阙都照用不误。”[26]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西汉早、中期，设阙制度仍很严格。”“西汉晚期至东汉，设阙制度开始松懈，无论达官贵人或是一介平民，只要财力允许，皆可置阙，所以阙的设置趋于繁盛，符号作用更加明显，到东汉更是走向世俗化。”[27]
阙与帝国气势
“取法于天”是秦始皇规划咸阳布局的重要思想依据[28]。秦始皇营造的宫殿，也有明显仿拟天象的痕迹[29]。贾谊说秦始皇“斩华为城，因河为津”，又说他“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30]都展现了秦始皇非凡的地理意识。秦都咸阳的建筑规划，除了占据广阔的地域面积之外，还有闳大的天文背景，充斥着秦始皇天人感应的梦想。
秦始皇营建国都，也特别注重门阙的建设。文献中可见“秦西门”、“秦东门”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的说法[31]。秦汉甘泉宫北方的石门关，也可以视作北方的门阙。秦宫殿区的中心区域大致在这四方门阙之内。我们可以把这四座门阙视作秦帝国中心宫殿区的界标。[32]进入四阙，就进入了秦帝国的核心区域。[33]
有学者在讨论唐长安城“北阙”与“南山”的文化意象时指出：“这些环绕宫城或与之相对的庞大山系成为宫城的天设之阙。这既体现了古代都城依山面水的传统建造格局，也显示出大一统王朝包举宇内的雄伟气势。这一地理视界的空前展开，不仅使隋唐长安的城市概念突破了建筑构造的局限，扩展到长安城南部的连绵山系。从而使国都长安在自然地理的空间中获得‘天人合一’的阐释依据，也使得长安城及其所代表的皇权意志从有限的人文建筑向无限的自然时空延伸，传达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至尊权威的建筑语言。”[34]以这样的评语观察秦始皇的关中宫阙建筑规划同样是适宜的。
除此之外，秦始皇还有建造秦东门阙的举动。《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
《汉书·地理志上》东海郡条下也有：
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
以上两条引文略有不同。《史记》作“秦东门”，《汉书》则作“东门阙”。《水经注·淮水》亦作“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朐县立石海上，以为秦之东门。”清人赵一清以为《汉书》“阙”字为后人妄加。对此，杨守敬以为：
《隶释》二汉《东海庙碑》阴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则《史记》本有“阙”字，故《汉志》因之，亦作“东门阙”[《寰宇记》同]。今本《史记》但作“东门”，乃传抄脱“阙”字。……又《后汉书·刘永传》注、《通典》作“东阙门”，虽误倒，然亦本有“阙”字之证，赵氏失考。[35]
对于杨守敬之说，辛德勇先生以为“信而有据，足以订补今本《史记》脱佚。”[36]其说可从。这座东门阙位于秦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境内，其确切位置还有待更细致的考古调查。[37]
秦东门阙是继长城、直道、阿房宫、骊山陵墓之后又一处秦帝国的地标建筑。有学者指出，西汉时期存在一条超长南北向建筑基线。这条基线通过西汉都城长安中轴线延伸，具有极高的直度与精确的方向性，其南北延长线又直达汉代的汉中郡和朔方郡郡治。而东门阙所在的朐县所属的纬线，竟然与这条基线大体垂直。[38]如果以咸阳作为秦帝国地理坐标系的原点，东门阙则可以视作坐标系横轴上的端点。这个端点就在大地的尽头，从东方与咸阳城遥遥相应。门阙常常是界线的标志，东门阙可以视作秦帝国面向东方海洋的国门。门阙还是政治威权的象征[39]。东方六国并入秦王朝的版图的时间较晚，秦始皇需要向这里的人民宣示帝国的威仪。矗立于东海之滨的东门阙，与秦刻石一样，是对新占据土地的人民宣布所有权的表达形式，是疆域一统的象征。[40]
作为秦政的象征，秦东门阙也留下了久远的文化影响。崔琰《述初赋》说：“倚高舻以周眄兮，观秦门之将将。”[41]东门阙高耸在东海之滨，展示了秦始皇并吞四海的雄心壮魄。不过正如赵良批评商鞅“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42]一样，作为秦始皇功业象征的东门阙也遭到了后代文人的批评。宋人夏竦有《秦东门铭》一文，批评秦始皇“取之不以道，守之不以德信，任胸臆慕于权势，峻文酷法乐于夸大。”树立东门阙的目的无非是“表其功业”。他说：“秦无东门，秦不为小。兵革既丧，礼乐既坏。秦有东门，秦不为大。天厌秦荒，祸起萧墙。”民心的得失，不在于门阙的大小，而在于统治者的执政方针。秦始皇暴崩之后，“匹夫大呼，社稷线绝”，夏竦由此发出“为国之弊，一至于此”的感叹。[43]与此相类，明人谢肃的《过秦门》诗也对秦始皇的暴政提出了严苛的批评：
秦帝何多欲，劳民不暂闲。开关吞六国，临海望三山。仙舸将风解，延舆载鲍还。空令胸石阙，相对愧苍颜。[44]
诗人批评秦始皇“何多欲”，使人民“不暂闲”，并吞六国之后又妄想求仙长生，最终落得“延舆载鲍还”的悲惨下场，而对峙无言的东门“石阙”，只能愧对“苍颜”。
清人凌廷堪也作有《秦东门铭》一文，其中说东门阙“俯蟠地轴，仰极天根”，有“回天倒日之概，拔山超海之势”。凌廷堪对秦始皇的霸业发出“盛矣哉”的感叹，但也有“其志可谓荒矣，其心可谓侈矣”的批评。他以为秦始皇“不师往古”，“奈何恃力”，使得“遗黎凋敝，疲氓孱弱”，最终霸业凋零。所谓“刚极则折，坚极则缺”，只剩“双石之峙，东门之名，阅千年而不改。”[45]
看来，在后人眼中，“峩峩”卓立的秦东门阙竟成为标识暴虐秦政的耻辱柱。
“壮丽”与“重威”之外
《文选》卷五六引梁陆倕《石阙铭》曰：“象阙之制，其来已远，春秋设旧章之教，经礼垂布宪之文，……或以听穷省冤，或以布治悬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崇帝里。”可见，门阙不仅是“布治悬法”、“表正王居”和“光崇帝里”的场所，又是帝王“听穷省冤”的舆情通道。
汉代民众的确有至阙下鸣冤求情者。巫蛊之祸后，壶关三老茂自愿 “待罪建章阙下”上书武帝，为戾太子刘据鸣冤[46]。宣帝时名臣赵广汉入狱，“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47]。汉成帝下诏检讨自己执政过失，说当时“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48]汉哀帝时，鲍宣因摧辱丞相下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声援鲍宣，“诸生会者千余人”。太学生“又守阙上书”，终于为鲍宣减刑。[49]光武帝时名儒欧阳歙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50]
此外，汉代还有至阙下告发者。如江充曾“诣阙告（赵）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最后“竟败赵太子”。[51]有至阙下谢恩者。南越王曾期待“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52]。还有至阙下贡献宝物者。《史记·封禅书》载：“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汉代臣民还有诣阙上书的传统。《汉书·梅福传》说：“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炫鬻者不可胜数。”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如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53]枚皋“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54]朱买臣“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55]。据说，建议立王莽之女为皇后的“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而上书颂扬王莽不受新野田功德者，竟至“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太后下诏曰：“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翕然同辞，连守阙庭，故下其章。诸侯、宗室辞去之日，复见前重陈，虽晓喻罢遣，犹不肯去。告以孟夏将行厥赏，莫不欢悦，称万岁而退。”[56]
有些诣阙上书事件的规模也值得注意。如上引为赵广汉鸣冤者“数万人”，声援鲍宣者“千余人”，为欧阳歙求哀者“千余人”，求立王莽女为后者“日千余人”。有的诣阙上书事件甚至造成政局动荡。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阙下就成为太学生抗争宦官集团的战场。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势力被治罪，“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汉桓帝最终不得不赦免朱穆[57]。延熹五年（162），议郎皇甫规又受到宦官诬陷，“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终于使皇甫规得到赦免[58]。汉灵帝熹平元年（172），“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这条匿名标语书于阙下，造成极大轰动。主事官员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59]原本象征帝王威仪的门阙，却成为集中展示民众政治倾向的场所。诣阙上书也形成了久远的历史回响，后世知识人曾多次在阙下留有声绝云汉的历史表演。他们不惧权力高层的政治压力，甚至甘愿牺牲个体生命与黑暗政治势力进行斗争，其中体现的知识人的“锵锵”风骨，并不输给“巍巍”帝阙。[60]
正因为阙下具有如此浓重的政治氛围，一些政治事件的主导者，对事件发生场所的选择，可能也是经过仔细斟酌，以引起帝王和民众的更多注意，而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和心理冲击自然也更加强烈。发生在汉昭帝时的夏阳男子冒充戾太子刘据的政治事件即是一例。《汉书·隽不疑传》载：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廷尉逮召乡里识知者张宗禄等，方遂坐诬罔不道，要斩东市。一云姓张名延年。
这位夏阳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的装扮，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汉武帝在太初改制时，改汉水德尚黑为土德尚黄，夏阳男子的黄色装扮正是表明自己根“黄”苗正，能够绍继大统。如上文所言，北阙原本就是民众的政治活动中心，而他“诣北阙”的选择，确实收到了轰动的效果，以致“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而“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和“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的局势也说明当时的现场氛围已十分微妙。幸亏隽不疑果断处置，才未造成更大的政治动荡。
本文的写作，得到武汉大学国学院许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兆华的帮助，谨此致谢！
[1] 从汉魏洛阳故城阊阖门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阊阖门外的门阙规模确实可称作“巨阙”，其中一期阙台遗迹可能属于魏晋时期。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考古》2003年第7期。
[2] 姜生：《汉阙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3]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69页。
[4] 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诗•大雅•抑》：“訏谟定命，远犹辰告。”孔颖达疏：“《周礼》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无此事，其余皆有之，唯所主异耳。然《春官》主礼，周公所制，永为定法，更不改张，故不须再悬。《左传•哀公三年》孔颖达疏也说：“唯《春官》不县者，以礼法一颁，百事皆足，不可又县，故不县之。”
[6]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12页。
[7] 《汉书》卷六四下《终军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1页。
[8] 《汉书》卷五四《苏武传》，第2462页。
[9] 《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3页。
[10]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鄯善国》，第3878页。
[11] 李吟屏：《悬挂楼兰王首之北阙考》，《文物》1995年第12期；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12] 《水经注•谷水注》引颖容曰：“阙者，上有所失，下得书之于阙，所以求论誉于人，故谓之阙矣。”（卷一六，第1413页）与人臣“思其所阙”的说法恰巧相反。
[13]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75页。
[14] 《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5页。
[15] 《汉书》卷九三《佞幸传•董贤传》，第3739页。
[16] 《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第3248页。
[17] 《汉书》卷九〇《酷吏传•田广明传》，第3665页。
[18]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88—4189页。
[19]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86页。
[20]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九《正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5页。
[21] 《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85页。
[22]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23] 《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41页。
[24] 《文选》卷一一《鲁灵光殿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69页。
[25] 段清波：《古代阙制研究——以秦始皇帝陵三出阙为基础》，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04—330页。
[26] 唐长寿：《汉代墓葬门阙考辨》，《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
[27] 赵海洲、张广军：《汉代陵墓前的阙门及其起源探讨》，《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28] 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8—281页。王学理：《法天意识在秦都咸阳建设中的规划与实施》，袁仲一主编：《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29]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三十五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30] 《史记》卷一《秦始皇本纪》，第281页，第282页。
[31] 《史记》卷一《秦始皇本纪》，第241页，第256页。
[32] 贾谊《过秦论》说：“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史记》卷一《秦始皇本纪》，第281页。）张良劝刘邦建都关中也说关中“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4页。）都将关中视为一座城池。四座门阙也可以视为关中金城的城门。
[33] 曾磊：《秦代的国门规划》，待刊。
[34] 康震：《唐代诗歌与长安城建筑文化——以“北阙—南山”的意象解读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6期。
[35]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30《淮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63—2564页。
[36] 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文史》2010年第1期。
[37] 曾磊：《秦东门阙琐议》，待刊。
[38] 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3期。
[39] 王子今：《门祭与门神崇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8—321页；刘增贵：《门户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4分，1997年，第817—897页。
[40] 曾磊：《秦代的国门规划》，待刊。
[41] 《水经注疏》卷三〇《淮水》引崔琰《述初赋》，第2564页。
[42] 《史记》卷六八《商君书》，第2234页。
[43] 夏竦：《文庄集》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 谢肃：《密庵稿》丙卷，张元济辑：《四部丛刊三编》影明洪武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45] 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一三《秦东门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5—106页。
[46]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传》，第2745页。
[47] 《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第3205页。
[48] 《汉书》卷一〇《成帝纪》，第315页。
[49] 《汉书》卷七二《鲍宣传》，第3094页。
[50]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欧阳歙》，第2556页。
[51] 《汉书》卷四五《江充传》，第2175—2176页。
[52] 《汉书》卷三四上《严助传》，第2788页。
[53]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3页。
[54] 《汉书》卷五一《枚皋传》，第2366页。
[55] 《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第2791页。
[56]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51页，第4070—4071页 。
[57] 《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第1471页。
[58] 《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第2135页。
[59] 《后汉书》卷六八《宦者传•曹节传》，第2525页。
[60] 相关研究参见赵光怀《“告御状”：汉代诣阙上诉制度》，《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王子今：《王咸举幡：舆论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态史的考察》，《读书》2009年第6期；郭晨虹：《宋时期太学生伏阙上书活动述评》，《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北京，2009年；李佳：《明代群臣“伏阙”抗争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程民生：《宋代的诣阙上诉》，《文史哲》2012年第2期；徐畅：《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北阙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功用》，《四川文物》2012年第4期。
